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说实话我这一天都是抬不起头来，为了孩子理发的事情可谓殚精竭虑。

所幸的是下午在孩子睡觉的时候抽空继续看了下《硅谷钢铁侠》，虽然还没有看完，但是已经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一本书如果你看到一些细节觉得还需要了解更多细节的时候，证明这本书开始有意思了。

简单分享下最近的一些读书笔记吧。从阅读计划来看，都是碎片时间的堆砌，晚上都会在任务里标记下：

2018.3.13早上开始看

2018.3.13晚上下班看

2018.3.15早上开始看

2018.3.18下午开始看

所以截止目前零零总总有了90多处划线笔记，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里面的书摘。

从我的读书感觉来看，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不同心态的人来阅读，创业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心理历程，大众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生活中的影子，就好比去看一个水晶球里的人，我们如果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待，会发现他不光有闪闪发光的优点，还有很多奇怪之处，当然还有缺点。

所以这本书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我是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才慢慢找到一些感觉，因为相比成功人士成功后的一些表现或者特点，我更关注他成功前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促使他走到了今天的成绩，这个成绩是否和以前的工作经验有关或者是一些成长中塑造的性格等等，这些在里面都或多或少找到了一些答案。

所以如果你只是好奇，想了解一些皮毛之外的东西，那么第一章应该足够了，而如果想看看这个过程，我觉得从第二章开始就会有很多有趣的内容了。原来马斯克也有很多生活不如意的地方，也会跟《硅谷》这部片一样面临融资出局，为了争取控制权而又一系列的风波甚至政变，看起来“有意思”的经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无数个转折点。

我摘录了一下内容，因为文章的篇幅，先列出前四章的书摘，分享给大家。

我们时代的诺亚

在科技发达的世俗时代，我们同样渴望英雄和神话，依旧需要信仰和意义。其实英雄的意义不仅仅是拯救世界，更让我们超凡出尘。人类不仅有生存层面的需求，更有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需求。当人们举目凝视星空并试图触摸无限时,便将自己从凡尘中升华出来,变得与神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永远需要一个彼岸，而火星正是科技时代新的彼岸，太空则成为我们新的信仰。

认认真真地发疯

最后的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永远要求同事们去考虑“实现路径”，而不是争论“是否可行”。实际上，他的思维模式是站在未来的远景看待眼前的处境，具有某种超越性。

想到人生还可以做好多真正想做的事，就觉得好带劲儿。

第一章 马斯克的世界：跨领域创造

他尊敬那些被拒绝之后仍坚持不懈的人。之前有许多记者跟他说过出书的事情，我是其中唯一一个不顾他的初衷坚持己见的人，他似乎喜欢这样的人。

在2000年来到硅谷，最后定居在了旧金山的犯罪率高发区。当地人会警告你要尽量避开这一区域。你随处可见有人在两辆停泊的汽车中间随地大小便，或者神经错乱的人把自己的脑袋使劲儿往车站站牌上撞。在当地脱衣舞俱乐部附近的酒吧里，奇装异服者挑逗着好奇的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身上沾满污物的醉鬼们醉倒在沙发上，这是慵懒周末的常见景象。旧金山展现出这里艰辛和残酷的一面，使它成为观看互联网梦想之火熄灭的最佳场所。

那时候疯狂的商业故事比比皆是。不需要做出像样的、别人想买的产品，就可以成立一家蓬勃发展的公司。你只需要找到一个跟互联网相关的点子，昭告天下，然后就会有迫不及待的投资人为你的试验掏钱。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尽可能多的钱，或许至少在潜意识里，每个人都相信现实最终都会破灭。

许布纳用一棵树来比喻他所看到的创新状态。人类已经爬过了树干和主要的枝干，将那些改变游戏规则的想法挖掘一空——轮子、电力、飞机、电话、晶体管。现在我们只能在顶端的树枝周围晃来晃去，大多只是对过去的发明加以改进。为了支持他论文中的观点，许布纳指出，改变人类生活的创新频率已经放缓。他还用数据证明人均提交的专利数正在下降。“我认为我们发现另一百项伟大发明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许布纳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创新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我们想要会飞的汽车，而不是140个字符。”

那天是周六，停车场却停满了车。在特斯拉的办公室里，几百名年轻人正在工作——有些人在电脑上设计汽车部件，另一些人则在用自己办公桌上的电子设备做实验。每隔几分钟就能听到马斯克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响彻整个楼层。当马斯克走进我等候的会议室时，我对他说看到这么多人在周六上班很令人惊叹。马斯克却对此不以为然，抱怨说最近周末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变得越来越散漫，”马斯克回复道，“我刚刚正准备发封邮件。我们太散漫了。”

尽管马斯克尚未有一款产品像iPhone那样在消费者中获得巨大成功，也没有像Facebook一样连接了超过10亿用户。就当下而言，他还在给有钱人制造玩具，他正在萌芽的帝国既有可能像点燃的火箭一样一飞冲天，也有可能因为大规模特斯拉召回事件而万劫不复。

第二章 出生地非洲：冒险无极限的基因

马斯克逃离南非的机会终于来了，调整后的法律允许子女继承梅耶的加拿大国籍。马斯克立即开始研究办理这一手续所需要的文书。马斯克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最终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批准并拿到了加拿大护照。“这时候埃隆才说‘我要去加拿大’。”梅耶说。在互联网问世之前，马斯克在煎熬中等待了三个星期才拿到机票。一拿到机票，他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第三章 挺进加拿大：追寻太阳的人

‘如果有一种方法让我即使不用吃饭也可以工作较长时间，那我宁愿不吃饭。我希望找到不用吃饭就可以直接摄取营养的方法！’他在那个年纪表现出来的工作狂性格显而易见。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马斯克偶尔会喝伏特加兑健怡可乐，但他的酒量并不大，也不太喜欢酒的味道。“在派对上必须有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马斯克说，“我在大学里一直都是自力更生，一个晚上就可以赚回一个月的房租。阿德负责把房间装饰得酷炫一点，而我则负责让派对继续下去。”当谈到这一点时，雷西说道，“埃隆是自制力极强的家伙。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灌醉，从来不会，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只有当马斯克不分昼夜地玩电脑游戏的时候，雷西才不得不制止他的行为。

马斯克对于太阳能领域的长期兴趣和在利用新能源领域的探索始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马斯克开始认真思考大学毕业后的选择，他曾考虑过进入视频游戏行业。从童年时代起，他就非常迷恋游戏，并有游戏行业的实习经历。但是，他又觉得这个追求不够宏大。“我真的很喜欢电脑游戏，但即使我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电脑游戏，这又会给世界带来多大影响呢？”他说，“这不会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游戏，但我不会把它当作我的职业。”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马斯克往往要让人们意识到，在他的人生中，有一些真正伟大的想法一直根植在脑海中。正如他所说的，他在皇后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经常思考未来世界的可能性，最后得出下面这个结论：他认为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和太空探索这三个领域正在发生巨变，并且自己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他郑重其事地说要同时进军这些领域。“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我的前女友和前妻，”他说，“这听起来就像疯子在胡言乱语。”

马斯克坚持宣扬他的早期理想——关于电动汽车、太阳能和火箭，但很难令人信服。这让人感觉他似乎在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人生故事。

但是，对于马斯克来说，跌跌撞撞地闯进某个领域和有意为之是有明显区别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想让世界知道，他和硅谷那些作坊式的创业者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在顺应潮流，也不是为了发财，他是在追求一个整体的计划。“我的确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思考这些事情，”他说，“这不是事后编造出来的故事。我不想被看作一个新手，我不喜欢跟风和投机。我不是投资者。我喜欢把那些对于未来真正重要和有价值的技术，以某些方式变成现实。

第四章 第一次创业：征服网络世界

马斯克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他通常就在办公桌旁的睡袋里席地而睡，跟狗没什么两样。“几乎每天都这样，我7点半或者8点到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在睡袋里睡觉。

到了晚上，马斯克就来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火箭科学游戏公司（Rocket Science Games）。这是一家创业公司，致力于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视频游戏，并用光盘代替卡带，这样便可以存储更多信息。

在火箭科学游戏公司的实习经历，让马斯克从人才和文化的角度闻到了硅谷的真实气息。这里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而且马斯克每天下午5点钟才到公司，开始他的第二份暑期工作，在其他人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雇他是为了让他写一些无足轻重的基础代码，”公司早期的工程师彼得·巴雷特（Peter Barrett）说道，“他的思维很清晰，没过多久，我发现他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指导，最后他开始独立做他想做的任何项目。”

具体来说，他们要求马斯克写一些驱动程序，使手柄和鼠标适用于各种计算机及游戏。与那些将打印机或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连接起来的恼人程序一样，编写驱动程序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程序员，马斯克陶醉于自己优秀的编程能力，于是公司分配给他一些难度更大的工作。

苹果公司QuickTime项目的前首席工程师布鲁斯·里克（Bruce Leak）曾经负责招聘马斯克，他惊叹于马斯克通宵工作的能力。“他精力充沛，”里克说，“那时候的孩子不懂硬件是如何运作的，但他有着个人计算机黑客背景，从来不畏惧解决问题。”

马斯克发现，硅谷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乐土，这里遍地都是机会，能够实现他的野心。他连续两年都在夏天回到这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双学位后，便一路向西来到这里并永久定居下来。他最初打算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希望能够推进他在品尼高从事的关于超级电容器的工作。但随着故事的发展，马斯克在斯坦福大学待了两天就退学了，因为他无法抗拒互联网的诱惑。他劝说金巴尔也搬到硅谷，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征服网络世界

。

“埃隆说，‘这些家伙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zip2这个点子有点异想天开。1995年，了解互联网的小企业非常少。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登录互联网，并且也不知道互联网可以为他们的企业创造价值，甚至连像黄页一样把信息上传到互联网的想法都没有。

马斯克和弟弟希望说服餐馆、服装店和理发店之类的小企业将自己的业务信息展示在互联网上，让公众通过互联网知道他们的存在。Zip2网站会给这些企业创建一个可搜索的目录，并生成相应的地图。马斯克用比萨店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离自己最近的比萨店的位置，并且应该能够获取到达那里的详细信息。这在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平常——比如Yelp（点评网站）和Google Map（谷歌地图）的结合 ——但是在当时，甚至连吸了毒品的人都想象不出这种服务。

“虽然他们有几次迟交了账单，但从来没有赖账。” 吉鲁阿尔说。马斯克独立完成了后台的所有原始代码，而更有亲和力的金巴尔则负责挨家挨户推销。

马斯克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一个湾区企业数据库的访问许可证，这个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然后，他打电话给综合电子地图信息供应NAVTEQ，这家公司花了几百万美元打造数字地图和导航服务，可用于早期类似于GPS（全球定位系统）的设备。马斯克和他们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愿意免费把技术给我们使用。”金巴尔说。马斯克把两个数据库合并在一起，一个原始的系统就这样启动并运行起来了。

埃罗尔·马斯克资助了他的两个儿子28000美元，帮助他们度过创业初期，在租用办公室、获得软件许可以及购买设备之后，他们手中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接下来，兄弟俩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他们没有钱或者不打算去购买家具。所以在地板上放了两张床垫。马斯克承诺提供免费住宿，总算说服了一个年轻的韩国工程师来Zip2做实习生。“这个可怜的孩子还以为他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金巴尔说，“他最后和我们住在一起，对于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 有一天，这个实习生开着马斯克破旧的宝马320i去上班，一个车轮在行驶途中掉了出来，车轴在Page Mill路和El Camino Real路交叉口的路面划出一道凹槽，那个凹槽几年后仍然清晰可见。

马斯克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他通常就在办公桌旁的睡袋里席地而睡，跟狗没什么两样。“几乎每天都这样，我7点半或者8点到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在睡袋里睡觉，” 海尔曼说，“或许他在周末的时候洗了澡吧，我不知道。” 马斯克向Zip的第一批员工提出了一个要求：谁到了公司就把他踢醒，然后他再继续工作。当马斯克中邪似的写代码的时候，金巴尔成了销售团队的领头羊。

赋予他们的产品一个物质实体，使其网络服务显得更具价值。马斯克做了一个普通个人计算机大小的箱子，把它扣在软件上，还在箱子下面安装了轮子。当潜在投资人造访时，马斯克会为他们演示，把庞大的机器外壳打开，露出产品本身，就好像Zip2在一台微型超级计算机里面运行一样。金巴尔说，“投资人对此印象深刻。

在Zip2创业早期，马斯克收获了一位重要的盟友，他的加盟更具戏剧性。35岁的格雷格·科里（Greg Kouri）是一位加拿大商人，与马斯克兄弟相识于多伦多，并参加了Zip2早期的头脑风暴。一天早晨，两个男孩儿出现在他家门口，然后说他们要前往加州，给这个行业重重一击。科里当时穿着一件红色浴袍，他听完后回到屋里，翻箱倒柜了几分钟，出来的时候手里握着一叠总计6000美元的钞票。1996年年初，他搬到加州，成为Zip2的联合创始人。

在Zip2的职位相当于“家长督导”。这个加拿大人具有娴熟的技巧，可以让马斯克平静下来，后来渐渐扮演起了他的导师角色。“有时候，真正的智者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他们的思维和脚步，” 德里克·普罗蒂昂（Derek Proudian）说，他是一名风险投资人，后来成为Zip2的CEO，“格雷格是马斯克愿意倾听并委以重任的少数人之一。” 科里还曾经在马斯克和金巴尔打架时充当调解员，当时他们就在办公室的中央挥拳相向。

“我从来不跟别人打架，但是埃隆和我都不具备说服对方接受自己观点的能力。”金巴尔说。有一次，两人在做商业决定的时候大打出手，马斯克的拳头甚至擦破皮了，不得不去打破伤风针。最后还是科里出来收拾了残局。

1996年年初，Zip2经历了一场巨变。风险投资公司莫尔达维多夫（Mohr Davidow）伺机而动，看准了这两个南非男孩儿打算做互联网黄页的野心，便约见了兄弟俩，莫尔达维多夫最后给这家公司投资了300万美元。?拿到投资后，公司正式从Global Link更名为Zip2，快速移动到这里、快速移动到那里的意思。接下来他们搬到了位于帕洛阿尔托剑桥路390号的一个大办公室，并且开始招募有才华的工程师。

商业模式和公司结构发生转变之际，是马斯克人生当中一个开创性的时刻。风险投资人逼迫马斯克担任首席技术官这一角色，并雇用理查·索尔金（Rich Sorkin）担任公司的CEO。索尔金曾供职于创新实验室（Creative Labs）。这是一家音响设备制造商，他在公司里领导业务拓展团队，掌管面向互联网初创企业的诸多投资项目。Zip2的投资人认为索尔金经验丰富并且了解互联网。尽管马斯克与投资人就这个安排达成了共识，但他对于自己放弃了对Zip2的控制权感到有些懊悔。

阿布拉斯却以互联网财富为诱饵，从硅图为Zip2挖来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我们的律师收到一封来自硅图公司的信，说我们是最会采摘樱桃的家伙，”阿布拉斯说，“埃隆觉得这实在太棒了。”

虽然马斯克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天才程序员，但是他的技术远没有这些新员工熟练。他们看了一眼Zip2的代码，就决定重新改写软件的大部分内容。马斯克对其中一些改动恼怒不已，但这些计算机科学家只需要一小部分代码便可完成目标，远远少于马斯克的。

他们习惯于把软件项目划分成模块，从而可以对各个部分进行修改和细化。而马斯克则陷入了自学成才型程序员的经典陷阱，写了很多被开发者称为“毛球”（hairballs）的代码——这些代码庞杂繁复且乱作一团，很容易导致程序因为某些神秘原因而崩溃

这些工程师的到来，也改善了工程团队的工作结构，设定了切实可行的最后期限。马斯克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因为之前他设定的最后期限总是过于乐观，导致工程师们必须不分昼夜地赶工才能实现目标。“如果你问埃隆做某件事情要多久，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超过一个小时，” 阿布拉斯说，“我们的解读是，在他看来需要一小时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一两天的时间；而如果埃隆说某件事要用一天的时间，那么我们通常会留出一到两周的时间。”

马斯克创立了Zip2并看着它一步步成长起来，这让他变得自信了

从那时起，他渐渐具备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书呆子气十足、易怒且笨拙的男孩儿，总是对于答案过分挑剔。而他现在非常自信，而且能够掌控局面。” 马斯克也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避免批评别人

马斯克仍然会严格要求且直言不讳地鞭策年轻的工程师们疯狂工作。

马斯克在办公室里仍然像能量球一样精力充沛。当有风投或者其他投资人到访时，马斯克会把团队成员召集在一起，让他们都忙着打电话，营造一种忙碌的气氛。

1998年4月，Zip2宣布了一项重磅交易信息，这令其战略赌注加倍。它将斥资3亿美元兼并其主要竞争对手“城市搜索”（CitySearch，美国本地搜索服务商），新公司将保留CitySearch这个名字，并由索尔金主持工作。从纸面上看，这场兼并似乎是一次平等的强强联合。CitySearch已经建立了一套覆盖美国各城市的广泛分类目录。它也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销售和营销团队，与Zip2的天才工程师们相得益彰。消息已经在媒体上公布，这场兼并似乎已成定局。

接下来双方的意见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受当时的形势所迫，两家公司需要互相检查对方的人员配置情况，并确定需要辞退的员工，以避免岗位重复。

Zip2内部有一派人认为应该放弃兼并，而索尔金却坚持推进这项工作。马斯克最初支持兼并，但最后也站到反对派这一边。1998年5月，两家公司取消了兼并计划。此时媒体火上浇油，开始小题大做。马斯克敦促董事会罢黜索尔金，并且想要官复原职，重新担任Zip2的CEO。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剥夺了他的董事会主席职位，索尔金的职位则由莫尔达维多夫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家德里克·普罗蒂昂（Derek Proudian）取而代之，普罗蒂昂说，“马斯克想当CEO，但是我说，‘这是你组建的第一家公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买家，赚一些钱，这样你就可以创建你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家公司。’”

随着兼并计划前功尽弃，Zip2也陷入困境，公司处于亏损状态，Zip2的工程师们有些气馁，担心他们无法在这场竞争中获胜。1999年2月，个人计算机制造商康柏（Compaq）突然表示愿意出资3.07亿美元现金收购Zip2。“这简直是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Zip2的前高管何艾迪（Ed Ho）说道。Zip2的董事会接受了这次收购要约，然后租下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餐馆，举办了一场盛大派对。莫尔达维多夫获得了20倍于原始投资的回报，马斯克和金巴尔分别获得了220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马斯克从未想过继续供职于康柏旗下的这家公司。“当他得知公司被收购已成定局时，就已经把心思放在下一个项目上了。”普罗蒂昂说。这次事件后，马斯克学会了一定要为公司控制权和CEO的职位而战。

Zip2的员工们晚上回家，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时发现马斯克修改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却没有告诉他们，马斯克这种强硬的做事方式弊大于利。

“Zip2的确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但我的意思是，在写代码这件事上，我比他们更擅长。所以我会亲自修改那些代码，” 马斯克说，“等待他们写代码会令我很沮丧，所以忍不住亲自动手去修改那些代码，我写的代码运行起来会比他们的快5倍，你这个白痴。还有一个家伙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量子力学方程和量子概率，但他写错了。于是我说，‘你写错了’，然后就帮他改过来了。他之后开始怨恨我。最后我意识到，‘好吧，我也许可以修改这些代码，但是我会让这个人失去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 这的确不是一个处理问题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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